在这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规模经济加上高科技创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普遍选择。
这些政策都是对市场进行管制的措施，最终都没有起到期望的抑制房价上涨的作用，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主要是由于政府过度管制和垄断造成的，而用管制市场的方法去调控，是在用导致问题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是在往正确方向的反面走。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个畸形的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政府捆绑太紧密，未来通货膨胀趋势也扰乱了房价估值，房价不仅和市场演变有关，甚至还会和未来政治治理结构的演变相关。
位于同一地段的商品房和小产权房价格差异巨大，有的会差一倍以上，小产权房用地中不含垄断拍卖价和土地出让金，主要是市场地价。房地产行业的不正常增长模式不仅给房地产市场带来风险，同时也给整个经济体系积累了风险。虽然近十多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但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土地仍存在产权问题，导致社会财富向政府聚集，征地矛盾频现。以房地产为载体的财富分配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市场的和非市场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社会财富向政府大量转移外，还包括很多，比如：在房价快速攀升的关键时期，先富人群大量投机囤房或炒房获取大量财富，这些行为也进一步影响了房价。
对于我国的资金商品来说，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国有银行的垄断经营和政府对民间自由金融的严厉打压，使得普通民众出卖资金使用权（储蓄）和普通民众或民企购买资金使用权（贷款）时毫无议价权利，国家规定的低利率一方面把垄断金融企业越养越肥，一方面把普通民众多年来的实际存款利率压得极低或负利率（考虑通涨）。土地名义上是国有的或是集体的，即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因为产权主体虚置，国有的土地变为政府所有，由于集体毫无谈判地位，集体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政府所控制。简单推断，价格管用的需求量一般是小于价格不管用的需要量的。
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GDP增加了3.9万亿,其中87.5%来自二、三产业。可是一旦价格不管用，人们对土地数量的需要就摆脱了以上限制，再也不受自己的收入、购买能力或融资能力的约束。那本是盖农宅非用不可的土地，在1961年被宣布归集体所有，从此也服从按成员权分配的集体逻辑。还有部分呢？对不起了，那就是不受价格约束的需要主导了。
我的观察，农村集体土地，特别是可转为非农业用途的土地数量，就构成一个替代性的突破口。有一点很重要，相对价格的变动，既反映需求，又约束需求——由于大家都想要的土地价格上升，对土地需求的量就受到抑制。
这里，需求和需要，虽然仅一字之差，但约束条件天差地别，作为经济行为的后果就失之千里。从2000年到2010年，北京总人口增长了41%，上海增长了37.5%，天津增长了29.3%。但是属于农村集体的土地，却囿于社员自用和不得自由转让的法律和习俗，基本被隔绝在土地市场之外。在地随房走的情况下，宅基地在事实上可转让。
这是说，当价格不管用的时候，数量就管用——横竖价升刺激土地供应，而多从农村获得土地的量，等于也是对某些用途、某种位置的土地之升价，作出的合乎市场机理的反应。要阐释以上的合理与不合理，我的出发点是改了30年只改成一个半拉子土地市场。以有限所见，人们的基本行为倾向，还是要改土地的低收益利用，为高收益利用。要不，我们该如何解释似乎突然爆发出来的、象热病一样流行的土地饥渴症呢？君不见，一时间无论天南地北，拿地都是经济战争的最强动员令，也是条条、块块、企业和个人间竞争战无不胜的法宝。
进入专题： 城乡中国 。从1990年到2010年一起算,总共新增GDP30.4万亿,其中91.6％来自二、三产业。
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达2.3亿，其中78.8％在东部地区，80％在大中城市，44％在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和直辖市。此推动力，不是来自任何论者和批评者的个人好恶，而是城乡不同土地资源的相对价格，在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中悄悄发生的大变化。
如果有一个大体完备的土地市场，那么以上需求变化、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会直截了当地反映到不同用途、不同位置土地的市价上。例如我们都见过，居民争购物业之处，房价拉着地价上涨。新闻报道里不少土地违规行为，差不多无一例外，都由转为较高效益的居住用地、建设用地而引，还没有一个是为了把土地利用收益由高转低而犯了事的。在此范围内，土地的相对价格变化反映着需求的变化，同时也约束着对土地的需求。二、三产业的增量占GDP增量的90％以上，是什么概念？就是国民经济越来越靠二、三产业推动，结果就把二、三产业用地的需求大幅度拉了上来。从2000年到2010年,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的新增GDP21.5万亿,其中94%来自二、三产业。
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转型经济里，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它还有待在深化改革中慢慢发育哩。农业当然也要占很多土地，无奈农业在经济增量中的份额走低，所以就算占地面积不少，但对农地的需求却不升反降。
远远看去，那似乎永无穷尽的对土地的需要，并没有违背经济大势。不过它与农地尚有些许不同：一旦分给农户，基本长久使用，不因社区人口变动而调整。
先看流动人口，其统计定义是在非户籍所在地生活了6个月以上的人口。经验说，倘若价格不管用，经济变化的压力就可能寻找其他途径来管用。
是的，狄更斯的《双城记》，最光明的时代和最黑暗的时代，到了中国都是因为有了那块地。所有的成功，背后鲜少没有那么一块地。关键的一点是，以价格反映需求变化，对商品数量的需求本身尚受价格的制约，倘若货币购买力不足，那么需要再强烈，也大不到哪里去。所有大案要案，也鲜少会缺少了那么一块地。
把以上人的活动和经济活动，投影到土地上，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是不同用途、处于不同位置的土地，相对价格发生急剧的变动。当年被毙了的江西副省长胡长清，为南昌一块土地改变用途私用公权，从经济效果看，那块地的利用价值也是增加了的，否则，贿从何出？但是细加观察，受土地饥渴症驱动占下的大片土地，虽然意图也是增值，但究竟能不能实现增值，却没有机制保障。
舞台铺设妥当，但等大戏开演。不过，还需要一个实际力量的推动，宅基地才领跑于农地转让，成为特定产权制度下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一台重头戏
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非常实在。（本文原载于新浪财经频道）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价 。
而地方政府也只有房价涨，通过卖地获得新的收入，才能够不断的缓解债务到期支付的压力，解决资金平衡问题。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环境面临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要命还是GDP的选择。而且我们国家目前的城镇化确实有很大潜力，加速阶段还有将近20年。既然说我们现在要健康，我们要把考核的权重朝这方面（环境治理）倾斜，把它给加重。
在GDP取得比较好的进展情况下，随便花一点时间来解决环境问题。我们要尊重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新型城镇化，让新型城镇化具有美好的未来。
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或者说人本的城镇化。从国际角度来看，因美联储流动性造成美元升值，造成中国热钱外流。
而钱荒是对这些矛盾的集中反映。在这些问题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配置不合理，也就是说过多的资金配置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实体经济资金配置过少。
